他曾被提议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师长，这一如果成真，会不会让他在元帅的名单上占有一席之地呢？1955年，北京中南海的元帅名单上没有滕代远的名字。这一结果常常被拿来与他早年的革命经历相对比：他参与了平江起义，领导了红五军，承担了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重任，并在抗战时期被考虑担任115师的师长。因此，常有人发问：如果滕代远真的成为了115师的师长，他是否有可能成为元帅？这个问题不能仅仅通过一个职务来探讨。被授予元帅军衔的考量，主要是基于革命战争时期的统帅资历、长期的军事领导经历和在全军的历史贡献，仅仅是“曾担任某个师师长”并不足够。滕代远未入选元帅，与他是否担任过115师师长并无直接关系。

更值得关注的，是他为何被提名为这个重要职位，又为何并未能成为115师的指挥官。1928年，湘鄂赣地区的革命力量面临极其严峻的形势。地方党组织不得不想尽办法以避免被捕，同时也要设法掌控武装力量，单靠口号显然无法支撑局势。当时，滕代远担任湘鄂赣边特委书记，他的任务不仅是发动起义，还包括联络部队、了解敌情以及稳定内部关系。1928年7月22日，平江起义如期爆发，彭德怀、黄公略等负责军事，滕代远则在组织和力量协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起义成功攻陷了平江城，缴获了武器，甚至夺取了一部分军需与生产设施。此次战斗的意义，不仅在于胜利，更在于将分散的地下组织、士兵和地方群众凝聚在一起，形成了一股合力。

在这类工作中，滕代远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战斗，却在队伍的生存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他的特点在于能够理顺复杂关系，确保队伍在艰难条件下保持政治方向。后来，他与红军部队共同作战，往往承担着军事指挥和政治协调相结合的任务。1928年12月，红五军的主力到达井冈山，与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会师。这样的会师并不简单，人员编制、物资分配、干部关系以及后续行动都需要重新安排。滕代远在此过程中的能力，依然倾向于组织整合与军政协调。

这一经历回答了一个问题：滕代远不仅懂军事，也拥有带兵的经验。他参与武装斗争，对基层部队充满了解，能够判断敌情和处理军队内部的事务。然而，“懂军事”和“长期担任野战军主官”是两条截然不同的履历。抗日战争开始后，八路军的指挥体系面临新挑战，部队需要在接受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同时，依靠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开展敌后斗争。特别是在山东地区复杂的情况使得115师进入后，部队之间的职责交叉导致了指挥不够统一。

1938年3月，115师师长林彪因伤暂时离开前线，陈光代理师长，罗荣桓担任政委。到了1938年底和1939年，115师的一部分力量逐渐进入山东，陈光、罗荣桓等带队穿越敌占区，将部队在当地展开。部队数量多、战区大、地方武装成分复杂，指挥效率自然降低。1940年6月1日，徐向前、朱瑞、黎玉等人曾就整合山东军事力量提出建议。随后，八路军第一纵队成立，徐向前任司令员，朱瑞任政委。这些调整反映出一个现实：敌后作战不能仅依靠一支部队，还需明确统一调动部队和地方建设的责任。

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1941年前后，彭德怀、左权、罗瑞卿等人建议滕代远担任115师师长。这一提议并非突兀，因为滕代远有早期的建军经历，熟悉军委系统，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，从指挥关系解决的角度来看，他确实是一个理想人选。但史料中对滕代远未担任此职的具体原因并不详尽，不能简单地视作明确的“拒绝”。最终，他并未赴任，而是继续在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担任参谋与组织工作。有人也对他说：“前线更需要有经验的干部。”滕代远的选择恰恰反映了他对自身角色的清晰理解。

山东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停留在个人的任用上。罗荣桓后续承担了山东的军政领导工作，逐步推动军事、政治和地方工作的统一。随着指挥权的调整，部队的调动、根据地的建设及作战部署之间的衔接变得更加顺畅，115师及山东抗日力量的整体运作得以改善。若滕代远担任115师师长，他的军事履历可能更加显著，解放战争中的职位安排或许也会有所变化。然而，这仅仅是历史的假设，无法明确地推导出他在1955年必然成为元帅。

军衔评定所看的不仅是单个岗位的成就，而是完整的战争经历。滕代远后来所走的道路，更加体现了在军队建设、参谋协调及政治工作中的专业发展。虽然他未能成为115师师长，却并不意味着他的军事贡献不存在；而115师最终实现稳定的统一领导，也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得失可以完全决定。这个提议所留下的历史价值，正是在于反映抗战时期军队整合的另一面：有时候，最为关键的岗位未必是最前线的领导位置。